电影人物 | 电影理论的先锋人物——邵牧君

邵牧君，电影理论家、批评家、翻译家。原名邵本孝，笔名闻谷。1928年12月26日出生于上海。1949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英文系，之后入清华大学研究生院外国文学系继续深造。1951年入中央电影局艺术委员会研究室，任翻译、西方组组长。1956年入中国电影出版社外国电影编辑室，从事西方电影史论编译及西方电影研究工作。后来，调回中国电影家协会，任外国电影研究部主任、研究员。历任中国影协理事会主席团委员、中国影协书记处书记、《世界电影》主编、中国世界电影学会副会长、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理事等职。

深耕译园 

邵牧君先生的中英文功底深厚，并通晓德、法、意等多国文字。自上世纪50年代始，便翻译了大量西方电影理论、剧本、创作谈等电影学专著，同时撰写大量研究论文。部分作为内部参考资料未署名，而有据可查的、完成于五六十年代的翻译作品就已多达四百余万字。邵先生的重要译著主要有：《戏剧与电影的剧作理论与技巧》（约•霍•劳逊著）、《电影的本性》（齐•克拉考尔著）、《电影作为艺术》（鲁•爱因汉姆著）、《卓别林的一生》（乔•萨杜尔著）等等。

 邵牧君与《世界电影》

《世界电影》创刊于1952年，原名《电影艺术译从》，于80年代初在邵牧君的影响下定为现在的刊名。从1978年到1996年，虽中间有几年短暂的停歇，在此近20年间，邵牧君先生以副主编、主编和特邀主编的身份参与到该刊物的主导性工作中。

作为中国电影研究的洋务派领军，邵牧君的眼界和趣味对《世界电影》中的理论编译产生了决定性影响，这份刊物系统地译介了世界各国的电影理论、电影史、剧本、人物、风格流派、创作谈、艺术品鉴等丰富的研究资料，为当时的研究者拓宽了理论视野，也培养了一批翻译人才。

邵先生译笔雅健，他文章亦观点鲜明、深入浅出。他不仅亲自参与编译和撰稿，亦躬身于选材与校稿等基础工作。他严谨的治学态度带领着《世界电影》朝着学术、专业、权威的方向发展。

理论建树 

邵牧君是电影理论研究的先锋派，其所著《西方电影史论》出版于20世纪80年代，这本书语言精炼、观点鲜明、通俗晓畅，突破了往往以国别来进行划分整理的写作方式，以技术主义和写实主义的两大传统来概括对比发生于美国好莱坞与欧洲的两类电影实践，对复杂晦涩的西方电影理论进行深入浅出、提纲挈领的介绍。这本书成为电影理论研究的必读书目，无论影迷或研究者，都可从中获益，对中国电影学界影响广泛，但其也颇有争议。

邵先生对电影本体有自己的独特见解，他坚称电影首先是一门工业，其次才是一门艺术，电影作为一种成本昂贵的艺术商品，必须把娱乐功能放在第一位。邵先生将电影的产业化放在第一位，表达出他对我国电影工业现实与未来的看法与期许，但在以美学讨论为主流的时代引起颇多批评，这一论断在许多研究者看来轻视了电影的艺术性，会有引导电影实践走向模式化的危险。

邵先生的论著《禁止放映好莱坞禁片史诗录》便是对好莱坞电影工业的内容审查制度发展史的一种梳理，在他看来，一套各归其范的电影分级制度，可避免过度审查，让电影直接面对市场，由此才可建立其自身的生产循环系统。

邵牧君是一个论辩风格鲜明的知识分子，他参与、发起了许多电影理论界的大讨论。80年代，电影学者曾就中国电影美学是否应该民族化、是否应从自身文化传统出发来创新展开了激烈争论。邵先生在《电影美学随想纪要》一文中提出审美经验和审美趣味之类，并不是受文化传统的制约，而是随物质生活的发展而变化的，中国电影不应为了彰显自己的民族特点有意去给自己贴标签或拘泥于特定符号。

而关于艺术电影和商业电影的讨论，他质疑这样的简单分类，认为二者间并不存在绝对对立，在他看来，电影首先要商业化，而商业电影并不意味着缺乏艺术性。他在纪念电影诞辰百年的文章《电影万岁》中为电影的娱乐大众的社会本性的胜利而欢呼，以及对于好莱坞模式的青睐，也引起很多争论。

面对学术讨论，邵牧君总是开放坦率的态度，敢于表达自己的真实见解。罗艺军先生回忆道：邵牧君特立独行，挑起的论战不少。给人留下的印象，往往很强势，有点儿咄咄逼人，是个好战派。实际上他尊重自由思想，也能求同存异，不抱成见。我与他发生那场论战时，不过是一般的朋友。后来接触频繁，增进了彼此了解，倒成了比较亲密的朋友。论战并未阻碍我们友谊的发展，邵牧君有这样的襟怀。

邵牧君先生于2015年离世。他在学术上的广阔视野，对现实的关注与批判、思想上的犀利仍为后辈学人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