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视角》3：启蒙精英们犯了什么错？

《国家的视角》3：启蒙精英们犯了什么错？

你好，我是顾衡。

前面两期，我们介绍了在前现代国家，也就是有国王的年代，国王为了实现直接统治的目标，动用各种手段去推动社会的简单化和均质化，在这个过程中，他总是会遇到地方上贵族的抵抗。

那么，在没有贵族的社会，比如秦朝这样的中央集权制国家；或者连国王带贵族都没有了，比如自法国大革命以后纷纷成立的人民主权国家，又有什么不同呢？

官僚体系的弊端

首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就是没有贵族的古代社会，皇帝通过一个官僚系统来实施全国统治。这也就是咱们中国的情况。

汉朝建立之后，老刘家讨论前朝得失。结论是：像周朝那样搞封建制，地方上诸侯坐大，反过来欺负中央，这个太可怕，不能搞；但是像秦朝那样设郡县，全国一个样，书同文车同轨，这个对社会的打压太狠，出手太重，二世而亡，也不可取。

怎么办呢？所以汉朝也搞了个双轨制。这个双轨制虽然只维持了差不多400年，但在中国历朝历代，也是仅次于周朝第二长命的王朝了。

你看，搞封建制的周朝和汉朝，都很长命，一个800年，一个400年。而第一个搞集权的秦朝，才14年寿命，那为什么中国后来的王朝，不搞封建制呢？

原因有两个，第一，没有皇帝能控制住直接统治的欲望。周天子的窝囊样儿，让人不寒而栗；第二，晋朝算是中国王朝的一个另类，它真心推行封建制，但很快就八王之乱，前后只维持了51年。所以自西晋以后，中国的皇帝们不再有摇摆，都是一心一意搞中央大一统，就是皇帝建一套官僚系统，对全国进行直接统治。

我们拿明朝举例。朱元璋当上皇帝后，立即命令全国搜集数据。各县造土地清册、做人口普查，上报中央，放在今天南京玄武湖中间的岛上。这个，叫黄册。

按说这没啥。但是朱元璋有两个致命的问题。

第一，朱元璋是苦出身，饿怕了。所以相比于钱，他更喜欢大米白面。这么一来呢，各地就得以实物缴税。用实物缴税，给地方官员带来了巨大的麻烦。比如广州的大米运到南京，需要走一路晒一路，不然就会发霉。但是一晒呢，份量就损失了。广州装船的时候是100斤，到南京后只剩93斤了，上哪儿说理去？

朱元璋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虽然他给地方官惹了这么大的麻烦，但是他对官员却非常抠门。工资发的不是钱，而是大米。米不够，就给官员发豆饼。有的时候豆饼还是发霉的，马都不吃。这你让官员怎么活呢？

而且就算发米吧，发得也不够。比方说县官升堂审案，旁边要站八个衙役负责喊威武喊肃静，还要负责拿板子打犯人屁股。这八个衙役，朝廷只肯负担两个，剩下六个要县官自己掏腰包。按今天的说法，就是八个衙役里只有两个在编，那六个都不在编，地方财政自己开支。可是，县官口袋里只有发霉的豆饼，他拿什么给不在编的那六个衙役开支呢？

没办法，县官只好做两个册子。黄册交中央，每年都不变。白册自己留着，记录下新增人口和新开垦的耕地，给县里弄个小金库。不然日子怎么过呢？

一个根本无法完成的任务，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就不可避免。系统性作弊之后，大面积贪腐也就成了必然。明朝中后期虽然在政策上做了很多补救，甚至重用宦官，用东厂西厂收拾不听话的官员，但还是没能解决官员系统性贪腐的问题。

前面我们说过，那些古代国家自上而下简化社会的冲动，总是对社会造成很大的伤害。欧洲的封建制就像个减震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王对社会的伤害。但如果是单纯的古代王朝官僚体系呢？地方官员反而会利用政策的不合理，来谋取自己的利益，从而成倍地加重了对那个社会的伤害。

官僚利用政策的不合理来谋取私利，我举一个现代的例子，更直观一些。

说的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秘鲁要搞工业化。那就要买机器。买机器的钱哪儿来呢？秘鲁政府决定粮食统购统销，一块钱从农民手里买玉米，两块钱卖给城里居民。这个就是剪刀差嘛。如果农民挑着担子去城里摆摊卖一块五呢？那就是投机倒把罪抓起来判刑。

玉米有好坏之分，那就要分等。均价一块的话，那就是二等玉米1块，三等8毛，一等1块2。好！收粮官派到农村去了。因为他是唯一的买家，而且价格是锁定的。农民就拿钱行贿收粮官。托雷斯老爷，大热的天，您还跑到乡下来，真是辛苦了，这是小的孝敬的茶钱。这么着，三等玉米就被定为一等玉米，以1块2的价格，收到国库里去了。

但是，即使是三等定为一等，农民还是亏钱。因为市场价是1块5。怎么办呢？那就是孝敬的钱不停加，同时在三等玉米里不停地掺砂子

秘鲁这场轰轰烈烈的粮食统购统销运动，最终结果，农民还是在黑市中，以1块5的价格出清了自己的玉米。那一届的秘鲁政府当然是最大的输家，因为它1块2买了一堆砂子。秘鲁的地方官员成了唯一的赢家。

那么在我看来，在过去的那些前现代国家里，允许一定程度封建制度的存在，遏制国王和皇帝们一统到底的冲动，是有利于王朝长治久安的。中国历朝历代，周和汉两个朝代最长命，这并非偶然。法国也是一样，路易十四打垮了地方贵族，实行中央集权，自诩太阳王，风光得不行。但是一百年之后，路易十六就走上了断头台。

好，到这儿咱们小结一下。

过去的国王和皇帝们都渴望实施直接统治，而避免受制于地方贵族。而地方贵族总是对此进行抵抗。

两方形成均势，则有利于王朝的稳定。如果是贵族赢了国王，那国家就没有了；而如果是国王赢了贵族，用一个官僚体系取代地方贵族的话，官僚会利用这种机会，上下其手，作弊自肥，从而加重了对社会的伤害。

什么是极端现代主义

前面说的是前现代社会，有国王和贵族的年代。那么，现代社会，没有贵族，连国王都没有了。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那首先要回答的问题就是，现代国家和传统国家有什么区别？我觉得有这么三个：

首先，能力上完全不一样。在暴力水平上，现代国家的政府与民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之前冷兵器时代，人民揭竿而起，用菜刀锄头和官兵干，还能互有胜负。到现在，用冷兵器时代的手段已经完全不可能打赢了。

另外，前面咱们提到过，孔子的时候，老百姓跑到有老虎出没的地方，政府的官差就不敢来了。《水浒》里，浪子燕青一声不吭，突然就跑掉了。这么大个人物，隐姓埋名，竟然就没有人能找得到他。搁今天试试呢？

阿克顿勋爵说：自由是古老的，专制是现代的。意思是说，在古代，因为统治者能力跟不上，总还有非国家空间存在。而在现代国家，这样的空间就没有了。

第二个区别，传统国家是有主的。也就是说，大家都认为一个王国，是国王的财产。那么我在你地盘上种地，我在你地盘上卖豆腐，交税理所应当。这个关系梳理起来，就比较简单。而现代国家，主权在民，但是，大家都是民众中的一分子。于是，国家就有可能陷入了公地悲剧。

现在的首相、总统，只是个打工的，是伙计。以前的国王却是东家。身份不一样，立场也就不一样。相比之下，不少国王倒是会更注重王国的长远利益。而首相或者总统，好容易选上来了，也就能干四年，所以他就倾向于眼下，不太会注重一个国家的长远利益。

最后一个区别，也是最要命的区别，就是，现代国家，可以说是欧洲启蒙运动的产物。启蒙是什么呢？就是用理性代替上帝。启蒙运动之后，人们相信科学，相信真理，相信未来一定是进步的。这种意识形态，斯特科特意给取了个名字，叫极端现代主义。

极端现代主义邪乎到什么程度，我拿福楼拜来举例子。他说：我们早晚有一天，能找到写小说的科学办法。今天我们当笑话听。但是当时，人们痴迷科学进步，真的就到了这样的程度。

古代的国王，他强推官僚政府是为了实现直接统治，为了利益。万一过分了他会停手。但是欧洲启蒙运动之后出现的现代的治理者更相信理念，相信科学，相信进步。对他们来说，值得追求的是未来。那么，现实世界就不重要了，甚至不真实了。也就是说，相比于以前的国王，现代社会的治理者们，反而有可能特别豁得出去。

因为现代治理者坚信自己的理念不会错，所以他们惹了祸之后反而会迁怒受害者，进而变本加厉。

这方面，斯科特举了很多例子，比如连世界银行都支持的坦桑尼亚的乌贾玛，也就是村庄化运动。

这个乌贾玛真是个史无前例的大折腾。坦桑尼亚政府承诺为农民提供干净的水、免费的小学教育，和荒年的救济，强制超过70％的人口，在三年内迁入政府指定的新农村。为了防止村民偷偷跑回以前的村子，每搬迁一个村子，政府官员都会把以前的村子烧掉。

破釜沉舟之后，效果怎么样呢？两年后，坦桑尼亚政府就不得不花12亿先令进口粮食。这笔钱，够给每个坦桑尼亚家庭购买一头牛。

连着三天，咱们讲了《国家的视角》这本书，最后，敲黑板再总结一下重点哈。

第一， 社会是复杂的，多元的。在古代，国王为了实现有效统治，他总是倾向于把社会简单化，统一化。在这个过程中，对社会就会造成一定程度的伤害。

第二， 古代社会，如果地方上有贵族，贵族会抵抗，从而会减缓国王对社会的伤害。但是国王甩开贵族，用一套官僚体系来实现统治呢，官僚往往会利用国王与社会之间的矛盾，上下其手，作弊自肥。有时候他们反而会加重国王对社会的伤害。

启蒙运动之后，全世界纷纷建立起人民主权国家，国王和贵族下台了，改由知识精英来统治。但是知识精英们很自大。他们坚信自己的理念是科学的，是能让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这么着，他们对现实社会就不太在乎。

好，我是顾衡。斯科特的《国家的视角》就介绍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见！

下周精读

《秦汉帝国：中国古代帝国之兴亡》

作者：【日】西嶋定生

网友互动

老师，说好的今年跟着您的课程每周精读一本书。

看着你讲的内容，再结合自己看的国家的视角书本内容。

我怀疑自己到底要不要再看原书，因为老师基本上不涉及里面的内容。

请问老师我应该何去何从????????????

作者

回复

我没太理解你的问题，我涉及书的内容少，不正是你亲自阅读的理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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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民主政治中有这样一种结构，不同的政党竞争胜者就成为了执政党，然后执政党就有了任命官员的权力，但是执政党几年就可能换一个，政府的工作不可能说就不做了，所以在执政党之外还有一个官僚系统，这个系统中包含了一批从基层到高层的官员他们并不伴随着政党更替而更替，这些官员做的工作都是日常事务性的工作，在权力等级中他们是要听命于执政党任命的官员的，但是在政治实力运行中他们听命的是制度，这批人并不是执行命令的工作，他们实际上有着相当的影响力。在日本这个现象就很明显，执政党有时候几个月就换一次但是日本这个国家的运行并不受什么影响，这就得益于他们的官僚体系的高效，二战后日本的官僚体系形成了自己的一个群体很多大事都是由他们来决定，驯化这个体系是日本政治家的一个目标，这个目标现在看起来是达成了。

我对现代政治运行中的官僚系统挺感兴趣的，而且我认为它并不单纯是一个工具性的东西，它有实际的影响力，这几讲没有涉及到这一点，不知道以后讲的书里会不会有这一部分的内容。

作者

回复

中国也有流水的官，铁打的吏之说。英国有个非常有名的电视连续剧《是，大臣》，说的也是这个问题。但是说到杰克逊总统对公务员制度的改革，抑制政党分肥，以及政党的选举，这个话题显然太小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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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生命有更多一点敬畏，对未来少一点约束，给不可预期的事物留更多一点余地，少一点一厢情愿的想法。

转换思路从国家的视角审视社会工程，斯科特通过一些列案例以及分析，向我们展示了工业革命之后滋生的极端现代化主义思维在国家设计过程中带来的问题，给人们提供了反思的途径，同时提出了期许。在科学主义盛行的时代我们应该认清其局限性，尊重地方实践及经验，将两者有机结合，促使设计执行的效率最大化。这些经验在我们个人项目计划以及目标计划中同样具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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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讲得到的启发，是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体制下，国家的视角是不一样的。船长和船员们的立场不同，社会经济就会呈现出不同的样貌。对君主而言，国家是自己的，他会更注重长远，但是倾向于将事情简单化；而下面的人，有封地要经营的贵族会缓冲上下矛盾，而纯粹经手办事的官僚则会利用这种矛盾，从中获益。而在现代国家中，国家首脑一般也只是打工的，就会有委托代理问题；尤其是知识精英会有财产利益以外的个人追求，为了实现这种理想追求，他们可能会做出更加激进而短视的决策。根本上，各方实际上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身处不同社会结构的各种生态位中，表现不同。

类似这种国家的视角，某种意义上讲，放在公司企业身上也是适用的。比如说相比股权分散，职业经理人管理的企业，那些创始人大权独揽的企业，会更倾向于做长远而全局的规划，但是相对的，公司决策也会更依赖于创始人个人的风格、视野与判断力。

另一个例子则是子公司和办事处等下属机构。子公司自负盈亏，办事处则以代为销售、服务为主，工资由总公司来发。就我个人所了解到的范围来说，两者之间的差异就有一点像贵族与官僚：办事处的员工通常会更轻松一点，跟着总公司对要求走就行；而子公司会很谨慎地考虑本地市场的情况，甚至会在一些具体事务上和母公司直接产生分歧。虽然一些观点也不能直接套用，但同为具有上下层结构的组织，国家的视角与企业的视角，是有相通之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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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治理体系从来都不是简单的从上到下或者从下到上，而是两种思路的合体。只不过，在不同的国家和时期，这两种思想的结合比例不同而已。

 

比如清帝国在设立军机处以后，把古代中国的中央集权推向了极致，但是我们真的可以认为，清帝国就是通过军机处发布法令，然后从上到下推动执行来治理国家吗？

 

这样理解显然是太简单了，那时中国的底层治理体系，主要是靠士绅阶层，他们在官府和百姓之间扮演了调节器和润滑油的角色，是他们将主流的意识形态传递给了社会最底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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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制王朝相对长久，恰恰是因为地方贵族对皇帝有制约。中央集权王朝依赖于官僚体系，存在弊端就是系统性贪腐。现代社会的治理者们，相当于职业经理人，更敢折腾；应心存敬畏，更多关注现实，避免理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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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科特曾表达过一个观点，无论成败，当我为写作成果而高兴的时候，显而易见的是，我从如此之多的学者那里学到了如此之多的东西，他们和我共同参与了这一事业。如果事实表明，我行进在错误的轨道上，那么，我怀疑许多学者同我一起错乘了同一列火车。

比如，有学者将从前现代到现代的过程称之为理性化，其中以德国学者韦伯和马克思为代表。在韦伯看来，理性化意味着社会的简单化，数字化的管理和工具性行动的实现；马克思认为，理想化意味着神圣性由工具主义和集体主义所取代，也意味着经验世界被预定世界所取代。

我们从这本书中能够得到何种启示呢？很多时候，正确和错误或许只是一时的观察，而不是永久的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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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清晰性和极端现代主义的实现靠的都是权力的作用，社会的清晰化是国家想要达到的，为获得财政收入和更好的管理，极端现代主义提供了一种冲动的欲望。只有现代国家和软弱的公民社会才带来了实现欲望的工具和平整乌托邦的社会基础。在斯科特的分析中已经清楚地说明了权力的作用，地方知识和地方实践为什么会被国家的视角所淹没，主要的原因不仅仅是忽视，更多时候是因为权力结构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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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课程中提到的中国古代的分封制和郡县制之间的差异，本质上就是在集权和分权两种权力分配模式中取得平衡。这让我联想到，不仅仅是国家层面，在企业内部也要面对同样的问题。很多企业，特别是那些大型企业，都要面对是集权还是分权的管理模式：所谓集权，就是把经营管理的权限更多的集中在企业管理层，或者是少数几个人手里；而所谓分权就是把经营管理的权限下放到基层和一线，也就是让听得见炮火的人指挥战斗。两种模式可以说是各有利弊：集权可以保证标准统一、政令一致，使管理层的命令更容易贯彻执行，特别是在面对危机或者重大挑战的时候，集权模式更容易集中力量、应对挑战；但是过分集权就会缺少灵活和弹性，也会让基层员工产生依赖心理，也不利于调动大多数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管理层更有可能独断专行，更容易在企业内部产生官僚化的倾向。分权的优势在于基层员工可以在自己管辖范围内独立自主的工作，充分发挥员工的主观能动性，做到从实际出发，因时因地制宜的制定决策，更好的面对外部环境的变化；不过，在分权模式下更容易造成各自为政，也容易造成分散主义、本位主义等现象，个人或团队的利益会放大，而企业的整体利益容易被忽视，不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现在，很多大企业都在内部改革，重建原有的机构，把企业拆分成一个个独立运作的小团队，这其实就是分权；而企业的管理层，对于投资、重要人事任免等事项，仍保有一定的决策权，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集权。所以，对于企业而言，也必须要处理好内部集权和分权的关系，找到有效的平衡点，才能让企业长久、健康的运作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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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的简单化，均质化.

知识精英的理想化，极端化.

都是在一个单一的视角下来看待这个社会. 

一个复杂多元的社会，能有效地运转.一定也需要复杂多元的机制来维持秩序.最终实现一种均衡态而且还应该是多方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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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篇的题目是启蒙精英犯了什么错？

作者的观点是他们想从上而下简化社会，所谓科学的方法，有的时候是一种简单粗暴一刀切的方式来做事情。我们古代所推崇的大道至简有点类似。

只是社会是个系统的，复杂的，多变量的一个体系。很难用简单来对复杂。犯错是必然的。

在平常的时候，国家机器的应对能力很难看得出来，只有在很乱的时候才可以看出来整个运行体系到底有什么问题。如同此次的新冠肺炎。

民间总有一个疑问，怎么如此显而易见的一些问题怎么那些的决策者就看不出来呢？

觉得有以下几个可能

1.信息的传递是有滞后性的。等到决策者拿到信息的时候，是之前一段时间的信息组合，而不是当下。

2.做很多事情决策需要做冗余。比如说我们认为是有多少个事情需要处理，可以把它放宽一些，留下一些冗余，处理起来就从容一点。

3.我们以为能做成什么事情和我们能做成什么事情，两者不是划等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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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科特曾表达过一个观点，无论成败，当我为写作成果而高兴的时候，显而易见的是，我从如此之多的学者那里学到了如此之多的东西，他们和我共同参与了这一事业。如果事实表明，我行进在错误的轨道上，那么，我怀疑许多学者同我一起错乘了同一列火车。

比如，有学者将从前现代到现代的过程称之为理性化，其中以德国学者韦伯和马克思为代表。在韦伯看来，理性化意味着社会的简单化，数字化的管理和工具性行动的实现；马克思认为，理想化意味着神圣性由工具主义和集体主义所取代，也意味着经验世界被预定世界所取代。

我们从这本书中能够得到何种启示呢？很多时候，正确和错误或许只是一时的观察，而不是永久的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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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恒老师好！对于今天《国家视角》里的观点，我来谈谈一些近几年见到的观点！我所在是一个小穷县城，县里最高长官是党委书记和县长，五年一届，由市里委派下来！为了在五年中搞出绩效来，主要找短平快的项目来做，而且重复建设项目好多！这样既浪费了国家资源又对本县发展起不了很大的促进！所以县城一直处于落后状况！其次，追求项目表面规模化，比如:我县引进沙糖桔种植，先种植的农民因为物以稀为贵，得到了实惠！于是政府鼓励加大种植面积，现在供大于需，果滞销，果价低，好多果农辛苦一年农药和化肥钱都挣不回来，于是又想把果树砍了种别的！还有就是新官不认旧帐，新任的官老爷推翻前任方向，自己用自己逻辑治理，这就是所谓的极端现代主义吗？还有坦桑尼亚的乌贾玛村镇运动，现在国内也有好多乌贾玛镇！政府在城镇建设房屋，让符合贫困户条件外迁，然后把在农村房屋推平！这样几年后滞后效应会带来什么后果呢？顾恒老师能给个分析回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