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份“实习报告”看民国省常中之风貌

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以下简称省常中）是一所闻名遐迩的名校。在民国时期，它培养了一大批诸如瞿秋白、张太雷、刘半农、吕叔湘这样的人才，在中国革命史、教育史上奠定了自己独特的地位。今人徜徉于其校园，抚今追昔，大多会心生好奇，产生一系列诸如下述的疑问：

民国时期的省常中是什么样子？校景如何，学费多少，开有哪些课程？除了钱穆、吕叔湘、周有光等知名校友的回忆之外，当时的人又是如何看待它的？有哪些当年的事务现在不见了？还有哪些史料可供我们后人探寻与追慕？

在搜集整理民国文献的过程中，笔者最近发现了一份与省常中密切相关，颇具史料价值的实习报告《省立常州中学武进全县教育无锡教育学院实习报告书》。该报告书对20世纪30年代省常中的校容校貌、校务管理，乃至于学生风貌都有所着墨，似可从中一窥当年情境，为省常中校史，乃至常州教育史补遗一二。

一

要了解这份实习报告的价值，有必要对它的背景略作说明。这份实习报告源于民国时期中央政治学校调查报告，原文现特藏于南京图书馆。它的作者是中央政治学校的5位在校学生，撰写的年份为1933年。中央政治学校由国民党于1927年5月创办，原名中央党务学校，次年易名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国民党办这所学校的目的，就是为了培养党政干部及新政治人才，所以学生待遇、毕业出路都相对较好，甚至享有免试派任县长与各级官员职务的权利。一个数据即可说明该校的影响之大：在三四十年代的陕西政界中，毕业于中央政治学校的学生常年在300人左右，担任县长者大约有50人，陕西省政府的各厅处及各县县长基本上都被该毕业生把持。

中央政治学校创办之后，逐渐形成了一个传统：应届毕业生在离校之前必须开展实习调查，深入了解国情。实习一般为期4个月，学生实习结束后，必须上呈实习调查报告，由专门老师负责审阅、批改、评分。从现存于南京图书馆的中央政治学校调查报告中可看出，1927年至1937年的十余年间，该校学生对江苏、浙江、安徽、上海等省市都做了国情调查。现存的报告总计约为1000万字，调查范围十分广泛，涉及市政、警察、司法、教育等等，对省常中的调查实习报告即为其中一部分。

实习报告的作者是雷震甲、葛殿祥、范炘、朱宗海、阮愚公等5人。他们在省常中实习的时间是1933年4月16日至5月14日，为期四周。从报告的序言中可知，在实习期间，为了撰写报告，5个人分工协作，分别访谈了教职员、学生，作了实习日记，广泛搜集了各种出版物，较为深入地调查了省常中、武进等地教育情况。5人之中，由朱宗海负责访谈常州市教育局及省常中教职员，葛殿祥负责调查训育，范炘则担任教务，阮愚公负责学生生活，雷震甲担任省常中事务和武进县教育概况。

最后由5人合作撰写的实习报告共计5章21节，大约1万余字。其中，与省常中直接相关的主要为前三章：江苏省立常州中学概况、江苏省立常中之事务、对于省立常州中学之批评，约计6000余字。报告的第一章分7节，依次概述了省常中的校址、沿革、编制、教学、出版物、历届毕业生、经费、设施等情况。第二章用8节，全面解析了省常中的日常校务管理情况，如经济出纳、购置物品手续、保卫、消费合作社、膳委会组织等等。第三章则以3节的篇幅，叙述了5名作者对省常中优点、缺点的批评，并指出了一些省常中应慎重处理的疑难之症。

二

因为年代久远，报告的字迹多有模糊，缺漏也较多，但整体线索仍很清晰，内容大致可推断。全文通读之后，笔者感到，这份实习报告在史料价值上至少有三个方面不容忽视。

首先，它为我们了解民国时期常州中学教育发展情况保存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比如，在报告的第一章经费一节中记录了省常中的办学经费、学生学费等内容，关于省常中的办学经费、学生学费，经费照二十年度预算是48474元，细分则是教职工薪水37494元，公费7650元，集费2550元，特别事业费780元。学生每学期需要缴纳的学、杂费是多少呢？每人每学期应缴学费十元，宿费三元（走读生免缴），图书费一元，医药材料费一元，运动费一元，计十六元，全年共计迎角三十二元。这些费用除了医药、图书、运动等由学校逐月开支，年终核算外，其他的学费、住宿费都要汇缴到江苏教育经费管理处。建筑及设备一节中，则记录了省常中颇为充裕的器材：仪器2368件，标本420件，图书21236册，图表1581件，教学用具1479件，体育用具279件，卫生用具40件。

上述这些记录看似枯燥，但可结合时人经济收入情况，对我们了解民国时期常州的教育发展情况颇有助益。抗战胜利以后，物价飞涨，曾有人在《武进中山日报》发表《中学的收费》一文，称中下阶级要负担一个孩子读书，已感吃力，若有二至三个孩子读书，只得‘宫墙外望’‘向隅独悲’的了，至于清贫人家的子弟更谈不上受什么中等教育了。文中描述的情况，在20世纪30年代的常州，其实也很普遍。当时，常州普通职工月薪一般在20元左右，农民的收入则更低，一年32元的学杂费，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说，负担不算轻。

其次，它为我们回答省常中为何能培养出诸多人才，成为闻名遐迩的名校，提供了进一步探寻的线索。在江苏省立常中之事务这一章中，我们可以窥见省常中在日常校务管理上的细致与用心。报告中记下了省常中对日常事务的管理原则：分工合作，事务学术化，布置艺术化；利用环境，改造环境，使合于经济原则。事务管理则分为出纳、记账、购置、收发、园艺、布置、公安、交际、杂务等十二大方面，每月开校务会议一次，并有校工训话会校工惩戒委员会值夜巡查团等组织。从报告反映的省常中这些日常管理事务上的完备与用心之中，我们自然对该校之所以成就名校声誉别有体悟了。

如在利用园艺美化校园环境方面，省常中的做法就颇值得称道。1936年l0月，该校初二学生赵耆年曾在报刊发表《学校写真》一文，内中写到从校门向里，两旁的冬青修得非常地整齐四周走廊里，每当叶落秋深的时候，是排满了秋菊的行列，学校西隅有山石迭成的假山，上有石凳可供游息。旁面的一丛湘妃竹，摇曳引风，别有情趣。赵耆年的描写显然并非是夸大其事的溢美之词，因为对省常中陌生的实习生雷震甲等人也产生了相似的感受，在实习报告中，5人特别阐述了校舍环境布置的艺术化，凡遇隙地，均培植花木，以增生趣。走廊各柱之间也摆放盆花，生气勃勃。宾客一入校门，就有绿荫映目，仿佛入画中矣之感。

另外，从报告中，还可以看到省常中在公共安全、卫生上的用心。报告中提到，为了防火，学校还也别购置了两具水龙，训练学生、校工消防各一队，勤加训练，以杜火患。厨房、厕所每天都要淋扫一次，每周大扫除并冲洗一次，食堂里放置纱橱，存放碗筷。

最后，实习报告中记录的有独特时代气息的事务，仍堪为今日借鉴。报告中提及省常中日常事务的处置原则为分工合作精密考察与研究，以谋全校之幸福以收协作之实效等，并特别举了该校的消费合作社和膳食委员会为例。消费合作社是流行于民国时期的一种主要由私人集资的合作经济组织，主要销售一些食品、书籍、文具、杂货等日常生活用品。入社者在合作社买东西，价格会比市价便宜。当时的北京大学、金陵大学都成立了消费合作社。

报告中记述，省常中成立消费合作社，最初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一个学校管理中出现的两难困境：为了加强管理，学校设有门禁，不能随意出入。但在日常管理门禁时，如果学生提出要出校购买课业用品，拒绝则不通人情，准许又担心滋生事端。于是一番合计之后，省常中的师生合作成立了直属于该校事务部的消费合作社。报告里详述了加入省常中消费合作社的办法和股权结构：要想加入的社员至少需要认购一股，但至多不得超过50股，师生一律平等。每天有两个人值班，负责售卖物品、记账、核算。每三天监事还会审核，以防流弊。据实习者的观察，省常中的消费合作社，物品丰富，价格低廉，大家都很乐意去消费，还能赚取微薄利润。

另外一个给实习者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膳食委员会。民以食为天，学生的吃饭问题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大问题，一旦应对不慎，极易引发波折。今时今日，有很多院校为了保障师生的饮食健康，也会成立各种名目的管理委员会，以示监督。那么，民国时期学校的膳食委员会如何呢？报告也为我们提供了难得的标本。当时一般中学都是实行伙食包办，即由学生每月或者每学期缴纳膳食费，雇厨师包办。但常常因厨师经营不善，或者贪污舞弊，造成伙食不佳，引发矛盾。于是许多学校的学生就发起成立膳食委员会，代表学生进行监督管理。

报告中关于省常中膳食委员会的记述多有残缺之处，但从现存文字看，依然可以看出省常中的膳食委员会设有完善的监督流程，委员会中有初中三人设常委，定期召开会议，学校训育等有关管理人员参加。膳食委员会的款项在学生报名时由学校事务部代为征收暂行保管，等待正式开学后，则由常委签字存于当地上海银行。如果要提取款项，则由学校事务部派员提取，但必须有常委签字，否则就无法提取。每个月底会公布账目一次，学生如果有疑问，可请膳食委员会解释。在实习期间，作者发现省常中的食堂秩序甚佳，学校的行政人员和老师都和学生一起吃饭。吃饭时可自由讲话，但声音很小。因为经济公开，学校各方对膳食委员会无丝毫疑虑。

以笔者所见，消费合作社膳食委员会这两者在目前关于省常中、常州教育史的记述中，甚少提及，今人对其已大多不知所以了。这份报告不仅为我们了解民国时期常州中等教育院校的日常经济活动提供了鲜活的史料，也为今天的教育者管理学校日常事务、培养学生自治能力提供了思路和借鉴。

三

这份实习报告的独特价值，不仅是在史料上在对省常中校史、常州教育史的补白，还在于其中蕴含的作者难能可贵的批判精神。5位报告作者在省常中实习期间，并不是走马观花、浮光掠影地完成实习任务，撰写的实习报告也非是人云亦云，粉饰太平，而是有细致的观察，沉着的思考，勇于提出自己的看法，颇具针对性和实用性。

在报告的第三章，5位作者特别指出了省常中存在的优缺点。他们认为，从优点方面来说，省常中有教职员服务努力，办事认真，毫无敷衍塞责之事；学风优良，学生无一般学校学生嚣张浮躁之气；学风崇尚理科，毕业生以考取上海南洋公学为荣；校舍分配合理；校务管理灵活等等8个优点。从缺点方面来说，则有6点：学生死读课本，不尚运动，身体均极孱弱；校舍过于陈旧，三五年内，若不重新修理建造即有倒塌之患；教员水平参差不齐，有堪称模范者，也有水平位于中等之下者；过于重视理科；军事训练有名无实；图书匮乏，中西参考书籍寥寥无几，总计不过千。有趣的是，当时省常中学生以考取上海南洋公学为荣，从实际的考取情况看，亦是如此。据笔者查证，1933年至1936年，省常中高中毕业生总数195人，考取高等院校者124。其中，以国立交通大学（即上海南洋公学）为最多，26人；次之中央大学，25人；再次之浙江大学，11人。上海南洋公学为常州人盛宣怀所创建，以理工见长，在当时享有盛名，也难怪省常中学生以考取它为荣。

另外，作者还特辟一节，谈到了省常中亟需注意的3个颇为繁难棘手的问题。一是省常中重视训育工作，多有学生因不遵守校规而被开除（此段文字有缺失，从上下文看，作者似认为学校规定太苛刻，开除学生太过随意）。在实习者看来，这有利有弊，弊在于它断送了学生上进的机会，还很可能在社会上惹出极大的麻烦，需要慎重处理。二是省常中的学生课业繁重，虽然可以消耗他们的精力，不至于惹是生非，但对于身心的发展都有妨碍，有必要妥善处置。第三则是国文教材选材不当。在实习者看来，中国文字比较艰深，中文书籍又非常广博，要想使国文教材合乎学生的需要，实非易事，为最不容易解决之问题，省常中高中部二、三年级的国文教材多偏于诗词方面，此种教材是否为现代社会之需要，亦值得注意之问题也。

这份珍贵史料的作者雷震甲、葛殿祥、范炘、朱宗海、阮愚公5人的生平事迹，虽已难以详考，但据笔者查考，5人中央政治学校毕业之后，大都曾履足过教育行业。如雷震甲曾任陕西西安第二中学校长，邠县、永寿县县长、西北公路局特别党部执行委员等职。朱宗海曾任广东兴宁一中校长一职。阮愚公曾任福州第一中学训育主任、莆田中学校长以及福建闽侯县县政府第三科科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还曾在福建漳州师专及福师大等校任职。至于葛殿祥、范炘两人，则仿佛消失在了时间深处，飞入芦花都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