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公共医疗保险带给人们的价值？
看病是关系到每个人生活的事儿。在某些国家，医疗服务之贵令人乍舌，超出正常家庭的承受范围，这时，医保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
保险市场中清晰的激励结构和信息不对称的显著地位，使它早早成为经济学家关注的对象，启发了许多划时代的研究。也正由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市场失灵，政府是否应该提供保险成为一个开放的命题，引发激烈的公共辩论。
我国的商业医保市场尚不发达，政府提供的公共医保则几乎覆盖所有人。据发改委，截至2018年底，城乡居民基本医保覆盖13.5亿人。大洋彼岸的美国却是另一番光景：面对高昂的医疗价格，由政府提供的保险，只有主要针对老年人的Medicare（覆盖约6000万人），和针对贫困人口与残疾人的Medicaid（覆盖约7400万人）。将近一半美国人获得雇主资助的商业保险。
在如火如荼的民主党总统初选中，全民医保俨然成为焦点，在6月底和今天刚刚结束的两轮辩论中引起剑拔弩张之势。倡导Medicare for All的急先锋Sanders和Warren，提出彻底废除商业医保，由政府担当医疗费用的唯一支付者，使美国的医疗体系和加拿大靠拢。其他候选人则大多主张更为温和的措施，一方面扩大公共医保的覆盖面，一方面仍保留商业保险市场。
医疗和医疗保险市场的复杂性，不是一篇小文能够讲明白。在这里我想写一写回答政策问题的一个出发点，即应当如何测量医疗保险给人们带来的价值。
为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提供医保有成本，我们想知道医保给人们带来的收益能不能弥补这一成本。如果我们要回答是否应该取消商业保险，由政府包办这一更大的问题，我们还需要考虑政府作为垄断买方对医疗价格的影响、医疗提供者（医生、医院、药企等）会做出的（价格、数量和质量上的）反应、参保人逆向选择对保险预算的影响等众多层面。相形之下，从测量保险的价值开始，算是一个合理的出发点。
然而，即便是这样的看似简单的出发点，也很难回答。医保不仅给人们带来健康的改善，也使人们可支配收入增加，还有可能带来其他难以穷举的影响（例如，心理压力减轻）。
尤其难的，是测量公共医保的价值。在市场上交易的商业保险，我们还可以将其当做一种商品，通过寻找外生的供给变化来估计需求弹性，进而测算消费者剩余。政府提供的公共保险，没有价格，不易观测到需求。和之前写过的测量Facebook的价值一样，我们再次需要测算一种没有价格、不被交易的事物带来的消费者剩余。
在一篇即将发表于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的论文中，Finkelstein、Hendren和Luttmer提出回答这一问题的两种思路。
思路一是建构式的。如果我们把医保的价值局限在改善健康和增加消费（因为花在看病上的钱变少了）这两点，我们可以分别估计医保对两方面的效果，再将其结合。
具体来说，我们需要假设消费者的效用只取决于健康水平和消费水平，还需要假设效用函数的特定形式。
怎样估计医保对健康和消费的影响？俄勒冈州的一项实验帮了忙。2008年，俄勒冈州有限扩大了Medicaid覆盖，从75,000名符合条件的申请人中随机抽取了30,000人获得Medicaid。自然实验在手，这一Medicaid覆盖对各项结果的影响，只需比较中签的人和没中签的人即可。
显然，这种思路依赖于对效用函数的假设。健康究竟值多少钱？这很难说。
研究者们提出的第二种思路，放松了对效用函数的假设，转而依赖另一个假设：人们选择医疗水平时在最大化自己的效用。
有了这个假设，我们就可以看医保使人们口袋里多了多少钱（多大程度上放松了预算约束），再用这个数字乘上额外一块钱的消费带来的边际效用。这背后的道理是，如果人们已经在效用最大化，额外的一块钱花在医疗上和花在消费上，对效用的影响是一样的。
当然，医疗水平是一项深思熟虑的最优选择，这个假设也可能太强。现实中病人可能并不清楚状况，而被医生左右了医疗水平的选择。
具体估计结果取决于该Medicaid的特定情况和俄勒冈特定州情。研究者们发现，在他们的语境中，Medicaid给人们带来的价值，似乎小于提供它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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